第15章上交议案

马车驶入伦敦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布鲁克街的灰砖小楼在暮色中沉默着，墙根的青苔还在，湿漉漉的，和离开时没什么两样。西奥多下了车，站在门口，看着这条熟悉的街道，忽然觉得有些陌生。不是街变了，是他变了。

贝茨把行李搬上楼，西奥多走进书房，在桌前坐下。壁炉还没有生火，房间里冷冰冰的，他没有叫贝茨上来，只是一个人坐着。

他把那份报告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封面上“麦里屯卫生改革实录”几个字在烛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

冷风灌进来，冻得他打了个寒颤，但他没有关上。他看着窗外的街道，街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落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马车一辆一辆地驶过，车轮碾过石板，发出沉闷的响声。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烟，灰白色的烟被风吹散，融入暮色里。

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回伦敦之前，他已经想好了要把报告送给谁。第一个人是埃德温·查德威克——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核心人物。第二个人是议会某个相关委员会的主席——具体是哪个委员会，他还不确定，但霍尔先生的哥哥在议会里，可以帮忙搭线。

他需要先去找加德纳舅舅。

第二天一早，西奥多去了加德纳舅舅在伦敦的商号。加德纳舅舅是做布匹生意的，商号在伦巴第街附近，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楼下是铺面，楼上是办公室。西奥多推门进去的时候，加德纳舅舅正在柜台后面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看见西奥多进来，他朝楼上努了努嘴，意思是“你先上去等着”。

西奥多上了楼，在舅舅的办公室里坐下。办公室里堆满了布样、账本和信件，墙上挂着一幅伦敦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了几个地方。他等了一刻钟左右，加德纳舅舅上来了。

“回来了？”舅舅问。

“回来了。”

“麦里屯怎么样了？”

“变了一个样。”西奥多说，“我把报告带来了，您看看。”

他把那份报告递给舅舅。加德纳舅舅接过去，在椅子上坐下，翻开了第一页。他看得很认真，眉头时而皱起，时而舒展，偶尔抬起头看西奥多一眼，像是在确认什么。看到表格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用手指点着数字，一个一个地看。

看完之后，他把报告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西奥多。

“你写的？”他问。

“我写的。”

“数据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每一笔都有记录，威尔逊牧师可以作证。”

加德纳舅舅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问。

“知道。”西奥多说，“我在做一件麦里屯的人需要的事，也是伦敦的人需要的事。”

加德纳舅舅点了点头。“好。你想让我做什么？”

“帮我把这份报告送到查德威克先生手里。”西奥多说，“您在伦敦认识的人多，有没有门路？”

加德纳舅舅想了想。“查德威克……济贫法委员会的那个查德威克？”

“对。”

“我跟他没有直接来往。”加德纳舅舅说，“但我认识一个人，他认识查德威克的助理。你知道，生意场上，认识助理有时候比认识本人管用。”

“谁？”

“亨利·霍尔。你见过的那位。”

西奥多想起那个羊毛商人。高大，肩膀很宽，说话直来直去，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

“他还记得我？”西奥多问。

“记得。”加德纳舅舅说，“他上次回去之后，跟他哥哥提过你的事。他哥哥说，等你把麦里屯的事情做成了，有了实打实的数据，再来找他。”

“麦里屯的事情已经做成了。”西奥多说。

加德纳舅舅笑了。“我知道。所以我昨天已经给他写了信。”

三天后，西奥多在“乔治与龙”旅馆再次见到了亨利·霍尔。

这次不是吃饭，是在霍尔先生的办公室里。霍尔先生的商号在泰晤士街附近，比加德纳舅舅的商号大得多，一整栋楼都是他的。办公室在二楼，窗户正对着泰晤士河，能看见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霍尔先生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深灰色的外套，领结打得一丝不苟。他接过西奥多的报告，翻开，开始看。他看得比加德纳舅舅快得多，但每一个关键数字都会停下来想一想，有时候还会用笔在纸上算一算。

看完之后，他把报告合上，放在桌上。

“你那个粪便制肥的生意，”他说，“一个月赚多少钱？”

“五英镑左右。”西奥多说，“逐月增长。明年估计能到七八英镑。”

“你在麦里屯那个小地方，一个月赚五英镑。如果是在伦敦呢？”霍尔先生看着他，目光里带着生意人特有的那种精明的审视，“伦敦两百万人，每天产生的粪便够你卖到全英格兰。你算过这个账吗？”

“算过。”西奥多说，“但我现在不需要算伦敦的账。我需要先把麦里屯的账送到查德威克先生手里。麦里屯的账算清楚了，伦敦的账自然就有人来算。”

霍尔先生点了点头。

“查德威克这个人，我见过两次。”他说，“他不好打交道。固执，强硬，不讲情面。但他有一个优点——他认数据。你这份报告里有数据，有表格，有账目，他看了会感兴趣。”

“那您能帮我递过去吗？”

霍尔先生想了想。

“我可以帮你递。”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跟我去见一个人。”

“谁？”

“我哥哥。威廉·霍尔。他在议会里，是卫生委员会的主席——不是真正的主席，是委员之一，但说话有分量。”霍尔先生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泰晤士河，“你这份报告，光送到查德威克手里不够。查德威克是政府的人，他能推动立法，但他一个人说了不算。议会里需要有人替你说话。”

西奥多沉默了一会儿。

“您哥哥为什么要见我？”

“因为我告诉他，有一个年轻医生，在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小镇上，用自己的钱把全镇的卫生搞好了，还帮穷人交了窗户税。”霍尔先生转过身，看着西奥多，“他说他想见见这个人。”

第二天下午，西奥多在霍尔先生的陪同下，去了威斯敏斯特。

威廉·霍尔的办公室在议会大厦附近的一条街上，是一栋老式的红砖楼，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威廉·霍尔，下议院议员”。西奥多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推门进去。

威廉·霍尔比他的弟弟年长几岁，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眼睛很亮，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他接过西奥多的报告，没有当场看，而是放在桌上，先跟西奥多聊了一会儿。

“你那个粪便制肥的生意，”他问，“你是怎么想到的？”

“我在麦里屯住了二十多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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