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整,陈漠踩进了高中的校门。
校门其实就是一个敞开的铁栅栏门,漆成暗绿色,左半边有点歪,是被去年一辆失控的皮卡撞的,到现在也没修好。
校门口的保安是个六十多岁的白人老头,坐在一个塑料椅子上晒太阳,帽子拉下来盖住半张脸,对每一个走进校门的学生都不闻不问,偶尔抬起帽檐,也只是为了往嘴里塞一块口香糖。
校园不大,主教学楼是一栋四层的水泥建筑,外观方方正正毫无美感可言,墙上刷着一层灰漆。楼前的旗杆上挂着旗子,被风吹得蔫头耷脑地垂着。教学楼旁边是操场,塑胶跑道已经磨得露出了下面的水泥底,足球场的草皮东秃一块西秃一块,球门网上有几个大洞。操场再过去就是停车场,也就是上个月陈漠打架的地方。
教学楼正门进来左手边是学生事务处,右手边是一长排铁皮储物柜,柜子表面被划得乱七八糟,涂鸦和刻痕一层叠着一层。这时候走廊里的人还不算多,有几个学生三三两两地靠在储物柜上聊天,嘴里嚼着口香糖,书包扔在地上。一个瘦高个的白人男生头顶上戴着耳机,靠在墙角打盹,校服领子上沾着一块不知是咖啡还是什么东西的污渍。
陈漠穿过走廊的时候,目光平视前方,脚步不快不慢。她能感觉到有几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在右侧走廊尽头的饮水机旁边,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是上个月停车场上跟红头发那拨人走得近的一个,看到陈漠走过来,表情僵了一下,假装低头拧水瓶。陈漠从她旁边经过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她的储物柜在走廊中段,号码是214。她把书包塞进去,拿出数学课本和一支笔,正要关门,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哟,你今天居然来了。”
陈漠偏头,看到一个黑人男生靠在旁边的储物柜上。他个子不算高但很壮实,校服Polo衫被撑得鼓鼓囊囊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银色的链子,脸上带着一种吊儿郎当的笑。他叫马库斯,和陈漠同级,是她在这所学校里屈指可数能说上几句话的人,但也仅限于说几句话,算不上朋友。
“我每天都来,”陈漠关上柜门,按下锁扣,“你只是没看到。”
“那是因为你每天都不在教室里,”马库斯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牙套纠正到一半的牙齿,“你知道上周五历史课点名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什么吗?他说陈漠又没来,行吧,习惯了。你已经被习惯了。”
“我上周五有事。”陈漠说。上周五她在帮丁哥送东西,从下午一直送到晚上,送到她两条腿都快跑断了。
“你哪周五没事?”马库斯耸了耸肩,“不过说真的,法利小姐又在找你。她让我给你带话,说让你今天务必去她办公室一趟。务必,她用了这个词,你懂法利小姐用务必是什么意思吧?”
法利小姐,学校的学生顾问,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女性,戴着厚厚的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全校大概有一千两百个学生,学生顾问却只有三个,理论上她忙得脚不沾地,但实际上她总能腾出时间来找陈漠。
如果说陈漠逃课打架加入帮派却没有被开除,有什么原因的话,除了她还没有被真正抓到什么把柄之外,法利小姐的存在大概占了其中一大半。
这个戴着厚眼镜永远穿着米色开衫毛衣的女人,从陈漠入学第一天就开始注意她了。入学资料上陈漠的成绩不差,准确地说,相当好。九年级入学摸底考试,她的数学和科学两门课的成绩排进了全校前百分之三,阅读和写作也不差,在同年级的英语学习者里是拔尖的那一批。
但后来的事情开始歪了。打架记录从九年级下学期开始出现,先是跟嘲笑她口音的人打,然后是跟欺负她的人打,再后来是跟所有招惹她的人打。教务处的人一开始是皱眉,后来是叹气,再后来直接放弃打电话,只在档案上一条一条地加上记录。奇怪的是,她从来没被停课超过三天以上的处分。每一次档案里都有一条备注,来自法利小姐办公桌上的那台电脑,措辞大致相同。
“建议给予行为纠正机会,该生学业表现未受明显影响”。
“知道了。”陈漠说,数学课本夹在胳膊底下,转身往办公室的方向走。
法利小姐的办公室在教学楼二楼的拐角处,门牌上写着“学生顾问——S.法利”。门是开着的,里面飘出一股香草味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陈漠站在门口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Come in。”
法利小姐坐在一张堆满了文件夹和学生档案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台台式电脑。她穿着永远不变的那件米色开衫毛衣,里面的衬衫领子熨得笔挺,灰棕色的短发齐耳,戴着一副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的圆框眼镜。看到走进来的是陈漠,她把键盘往前一推,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靠进椅背里。
“陈漠,”她说,语气不像训导主任,更像一个看到不听话的侄女终于回家了的姑姑,“坐。”
陈漠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数学课本放在膝盖上,背脊没有靠到椅背。
“你上周五没来。”法利小姐说,她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陈漠的考勤记录,密密麻麻的红色标记比绿色多。
“有事。”陈漠说。
“你每次都说有事。”
“因为每次确实都有事。”
法利小姐看了她两秒,叹了口气,伸手从旁边那摞文件夹里抽出一个,打开,里面是陈漠这个学期的成绩单,以及她上周刚交上去的一篇关于移民潮的历史论文。论文是打印出来的,页脚上标着评分,一个字母加一个符号,开头的字母是A。
“你上周交的论文,历史课的丹尼尔斯先生专门拿来给我看了,”法利小姐抽出打印纸放在桌上,手指点在评分栏上,“A+。全班最高分,准确地说,是他教书十五年见过的最好的十年级论文之一。”她抬起眼睛看着陈漠,镜片后面是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你写的是八九十年代的偷渡潮,分析得很深。丹尼尔斯先生说他读到中间的时候都忘了这是一个十年级学生写的。”
陈漠写那篇论文的时候熬了两个通宵,一部分是因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另一部分是因为丹尼尔斯先生是学校里为数不多她不讨厌的老师之一。
教历史的白人老头,六十多岁,秃顶,上课的时候会突然手舞足蹈地模仿某个历史人物的演讲,激情澎湃到唾沫星子飞溅。他对移民没有任何偏见,这一点陈漠在他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他甚至会在课后找陈漠聊天,问她家里的情况,问她以后想做什么。
“丹尼尔斯先生让我来劝你,”法利小姐把论文放回文件夹里,“他说你这学期已经翘了他六节课,虽然你交上去的作业每一篇都是A,但他觉得如果你真正来上课,你学到的会比你现在多得多。”
“我自学也能跟得上。”陈漠说。
“我不是在质疑你的能力。”法利小姐靠回椅背,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这个姿势让她的眼镜在日光灯下泛着白光,“我是在担心你别的方面。”
她没有直接问陈漠是不是加入了帮派,但话里的弦外之音已经足够明显了。法利小姐在这个学区干了二十三年,什么样的学生没见过,像陈漠这种情况的,她一闻就知道风向。
“你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法利小姐说,“我在这个学区干了二十三年,聪明的学生我见过太多了,聪明的穷学生也很多,但聪明到能把自己从泥潭里拽出来的人,我这二十三年里只见过几个。你需要知道,你之前的那些处分,其实需要被开除几次了,我都给你挡了下来。你不用谢我,我不是为了让你谢我才这么做的。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被这个街区定义。”
“不过你这些天缺课太多了,虽然你的考试和作业分数撑住了,但再这样下去,你的总评会被出勤率拖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如果想拿到毕业证,想去读一个社区大学甚至州立大学,你需要的不只是A+的论文,你需要坐在教室里。至少大部分时间。”
“社区大学。”陈漠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对,社区大学,”法利小姐隔着镜片盯着她,“你没有合法身份,很多奖助学金你申请不了,但社区大学不需要那些。你只需要一个高中毕业证和一份看得过去的成绩单,你现有的分数足够了,加上你父母收入情况申请政府补贴,你甚至不需要花太多钱。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我已经查过了。”
陈漠抬起了眼。她没想到法利小姐连这些东西都查过了,专门为了她去查的。这个戴着厚眼镜的女人大概花了不少时间,在密密麻麻的教育法案条款里翻找,就为了找到一个破例的可能,塞给这个坐在她办公室里满身街头气息的华人女孩。
她们对视了两秒。
法利小姐率先移开了目光,低下头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陈漠面前。信封不大,上面用回形针别着一张便签,写着“课后辅导项目——科学”。
“学校新开了一个课后的科学辅导班,”法利小姐说,语气恢复了一贯的温和,“每周一三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在实验楼二楼的化学实验室。有这个辅导班的证书会给明年申请奖学金提供很有利的参考。我不要求你每次都去,但至少去几次,让我在文件上有个交代。”
陈漠看着那个信封。她知道这不是什么真实的辅导班,或者说,辅导班是真的,但法利小姐把它塞给她并不单纯是为了让她提高科学成绩。这是在给她一个合理的,可以写在档案上的,每周一三五下午不在课堂却不算旷课的理由。
“好。”她伸手拿起信封塞进书包里,站起身。
“你今天上午还有两节课。”法利小姐提醒她。
“我知道。”陈漠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框上停了半秒,侧过头,声音很低地说了句“谢谢您”。
她没有等法利小姐回答,迈开步子走了出去。
上午剩下的两节课,陈漠真的去上了。
一节数学,一节生物,两节课她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数学课本摊开在桌面上,笔在笔记本上断断续续地记着东西。
数学老师是一个喜欢穿格子衬衫的年轻白人男老师,讲课的时候习惯在黑板上写一堆公式然后飞速地擦掉,大部分学生跟不上他的节奏,但陈漠跟得上。生物课的进度更慢一些,生物老师在讲细胞分裂,投影仪上放着一张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洋葱根尖细胞切片图,紫红色的染色体排列得整整齐齐。
她难得在学校待得久了一点。中午十一点四十,午休铃响了,陈漠走出教学楼,准备往校门口走,路过停车场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往角落里那排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车位看了一眼,上个月打架的那个地方,现在停着一辆银色的丰田,干干净净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走了两步,她的脚步停了。
准确地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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