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向导走了之后,我在床上躺了很久。
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长的浅黄色光带。我盯着那条光带看了一会儿,脑子里反复出现天台上那道白色的轮廓——模糊的,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被水汽蒙住的玻璃。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她始终没有转过头。那个画面已经在我脑子里住了好几天了。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闹钟叫醒的。比平时早了四十分钟。窗外天刚亮透,浅金色的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小片。我坐起来的时候感觉头有一点点沉——昨晚睡得不算好,中途醒过两次,每次都翻来覆去好一会儿才重新闭上眼。
洗漱换衣服的时候妈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她围裙还没系好,一只手捏着围裙带子另一只手拿着锅铲。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学校那边有点事。”
“早饭还吃吗?”
“吃。”
我坐下吃早饭的时候爱还在楼上没下来,餐桌上只有我和妈两个人。她给我盛了味噌汤,又夹了一块煎鱼放在我碗边的碟子里。
“你最近天天一大早出门。”
“嗯,最近活动多。”
“什么活动?”
“社团那边的。”我说。我说谎的时候没有看她的眼睛。妈没有再追问,只是把装米饭的碗往我这边推了推。
吃完之后我站起来把碗筷收进水槽里。换鞋的时候我在玄关停了一下,摸了摸口袋里的便签本——硬硬的,还在。
走到岔路口的时候爱正好从另一条路拐出来。她今天扎了两个辫子,一边一个,发绳是浅黄色的。看到我她小跑了几步跟上来:“哥哥你今天也好早。”
“嗯。”
“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学校有活动。”
“那你晚上几点回来?”
“正常时间。”
她点了点头,过了岔路口往左拐了。跑远之前回头朝我喊了一句“晚上等你吃饭”,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校门里去了。
到那所学校的时候还早,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上落了几片枯叶,昨晚大概刮过一阵风。门卫室的老人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朝我点了一下头。我回点了一下,换了室内鞋走进去。
走廊里空空荡荡的。灯还没有全开,只有间隔几盏亮着,光线有些暗。我走过一楼的公告栏,走过教职员办公室门口,走过水房,然后在四班那一排鞋柜前面停下来。
我蹲下去,找到她的编号——靠窗倒数第二排的那个座号。
抬手之前我停了一下,然后拉开那扇灰白色的小门。里面是一双白色的室内鞋,鞋尖朝里摆放得整整齐齐。旁边什么都没有。干净得像是这格鞋柜从来没被人打开过一样。
我从口袋里拿出便签本,撕下一张纸,靠在墙上写了一行字:“你好,我知道你。我叫森岛明司。”写完之后我把它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鞋柜里,关上门,站起来,走了。
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的时候我正穿过走廊往校门口走。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发出细碎的回响。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的走廊窗户还暗着,那扇拉着窗帘的窗户和其他窗户融在一起,分不出来是哪一扇。
往车站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张纸条。
她会看到吗?
她打开鞋柜换鞋的时候,那张纸条会掉出来吗?还是说她根本不会注意到鞋柜里多了一个不属于她的东西?
我把这些问题放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电车到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坐了反方向。换了一趟车到学校的时候第二节课已经上了一半了。
我从后门溜进教室的时候数学老师正在黑板上画函数图,粉笔落在黑板上发出密集的笃笃声。村上在我坐下的时候侧过头小声说了一句“你第一节没来”,我回了一句“去了趟教务处”,他没再多问。我把课本翻开,找到今天讲的那一页。
午休的时候我又去了那所学校。这次是跑着去的——从车站到校门口平时走十分钟的路我今天走了七分钟,到校门口的时候呼吸有些急,风灌进喉咙里,哽了一下。
门卫室的老人这次多看了我一眼,大概是因为我出汗了,但我拿出证件的时候他还是摆了一下手让我进去了。
我走到鞋柜前面蹲下来。拉开那扇门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纸条不在了。里面还是那双白色的室内鞋,还是什么都没有。但纸条确实不在了。我伸手摸了摸鞋柜的底部——塑料垫板是凉的,指尖碰到的只有光滑的平面。
我关上门站起来,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走廊里午休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走过,有人看了我一眼,大概是因为我站在鞋柜前面挡了路。我往旁边让了让,然后转身走了。
回学校的电车上我靠着窗站着,窗外的景色一栋一栋向后滑过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拿走了。她至少拿走了。
下午的课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着窗外操场上的体育课,老师吹哨的声音隔着玻璃传来,闷闷的、远远的。我在想,她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想了半个小时也没想出来,因为我不了解她。我连她的脸都还没看清过。
傍晚回到家的时候爱正在客厅写作业。她坐在茶几前面,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膝盖上摊着一本算数练习册。看到我回来她抬起头:“你今天比昨天晚。”
“嗯,路上等车。”
“晚饭快好了。”她说,“妈在做咖喱。”
我上楼放下书包,又下了楼。咖喱的香气从厨房飘出来,黄澄澄的,是那种放了胡萝卜和土豆、炖了很久的香气。三个人围着桌子吃的时候爱在讲她今天被老师表扬的事,妈一边听一边点头。我听着她们说话,把咖喱饭吃完,站起来收了碗。
晚上回到房间,我把那张便签本剩下的纸翻了一遍,撕下一张新的,写了第二句话:“你的白发很漂亮。”写完之后拿起来看了看,觉得这句话有点太直白了。但我没有撕掉重写,折好放进了口袋里。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那所学校。到校门口的时候比昨天晚了一些,门卫室的老人已经认出了我,没有再查我的证件,摆了摆手让我进去。我走到鞋柜前面,蹲下来,拉开那扇门。空的。纸条不见了。鞋柜里还是没有回信。
我蹲在那里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柜子,指节捏着第二张纸条的边缘。风吹过走廊,从尽头那扇开着的窗户灌进来,在我脚边打了个旋。我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把第二张纸条放进去,关上门,站起来走了。
第三天早上我又去了。纸条不见了,没有回信。
第四天早上我又去了。纸条不见了,还是没有回信。
第五天早上我又去了。拉开那扇门的时候我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空的,还是什么都没有。但我还是把新的纸条放了进去。这次写的是:“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写完之后我蹲在鞋柜前面多待了几秒钟。然后关上门,站起来,朝着校门口方向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我转身重新走回鞋柜前面,蹲下来,再次拉开那扇门。纸条还在,我刚才放进去的那张,折好的小方块,规规矩矩地放在鞋柜底部的正中央。然后我意识到——我昨天放的那张也还在。前天放的那张也还在。
我伸手进去摸了摸鞋柜的深处,指尖碰到了好几张叠在一起的纸张,摸上去有的边角已经微微翘起,像被什么湿气浸过又干透了。我蹲在那里,手里攥着刚才放进去的第五张纸条。她拿走了第一张,但后面的四张都没有动过。她拿走了那张写着“我叫森岛明司”的。后面的她都没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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