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我穿越了。

具体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穿越的那一刻我的眼前天旋地转，我像是在迅速下坠，随后身体一轻，又像是在不断地向上升。

等我再睁开眼，便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的身后是一个民政局，大门处的电子显示屏告诉我，这里是重庆，现在已经是九年以后了——也就是2027年，我和周颐27岁那年。

我不知所措地打量着周围的街景和神色匆匆的路人，既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也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周颐。

周颐身边站着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男人，想必就是27岁的我。

他们一前一后地从民政局走了出来，周颐面色平静，可眼前的“我”却低垂着头，像是一条落水的狗。我看了看民政局的大门，又看了看周颐，想都没想便跟了上去。

我鬼鬼祟祟地跟在二人后面，一边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穿梭着，一边想着为什么“我”和周颐会出现在民政局。

我们……不会是来做婚姻登记的吧？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我的心脏便开始剧烈跳动，随即又有些不自在。我挠了挠头，欲盖弥彰地不去看前面的二人，心中却涌现出一丝欢喜。

没错，我暗恋周颐。

虽然在与周颐相处的几千个日夜中，我早就忘了自己是在哪个瞬间意识到我对周颐的情感，反正从小学到高中，我已经喜欢她差不多十多年了。

可对于现在才十八岁的我来说，结婚这个词太过遥远。我还没高考，没上大学，甚至还没来得及跟周颐表白——我本来打算高考后就向她表白的。

况且，我不知道周颐是不是也喜欢我。可如果九年后的今天，我和周颐一起去民政局做结婚登记的话，那是不是说明当年我表白成功了？

我一路神游天外，跟着周颐和“我”走到了一个老小区。小区门口有个敞着盖的大垃圾桶，在路过垃圾桶的时候，周颐随手往里扔了一个小纸条。我跟在后面，福至心灵地往里瞟了一眼，只这一眼，我便如遭雷击，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这是一张民政局取号条。

最上面是“欢迎光临”四个字，然后是E017，在号码的下面，是几行小小的字——

您将要办理：预约离婚申请、离婚登记。

当前等候人数：5人。

取号时间，2027年5月7日，14:42:00。

这、这不对吧？

对于一个明天就要高考的18岁高中生来说，眼前的一幕还是太有冲击力了。明明是夏季，可我却浑身发冷。我颤抖着手将纸条从垃圾桶里捡了出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生怕自己看错了。

昨天我还盘算着高考后要怎么跟周颐表白，可转眼之间，我竟然要跟周颐离婚了？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手中的纸条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

眼看着周颐和“我”就要拐进单元楼，我来不及梳理纷乱的思绪，想都没想便追了上去。这小区似乎已经很老了，楼房一共就七层，也没装电梯。等我顺着漆黑的楼道气喘吁吁地跑到七楼时，正好看到周颐垂着眼睛在包里掏钥匙，而27岁的我正站在她的身后。

那串钥匙哗啦啦地响着，我躲在楼梯拐角处，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防盗门被打开的那一刻，“我”说话了。

“周颐，我不想走。”27岁的解思明说。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周颐顿了一下，没去看他，继续开里面的木门：“出轨了还要什么机会。”

“离婚冷静期三十天，6月7日记得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说完这句话，周颐就进了门。在她身后，27岁的我默了一瞬，随后也跟着走了进去。

两扇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而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阴暗的角落里，大脑一片空白。

解思明啊解思明，你好大的能耐……你、你不是一直喜欢周颐吗，你为什么要出轨？

我一边消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一边在心中唾弃着自己。

周颐他们进去后，楼道里再也没有半点声音，过了一会，声控灯也熄灭了。明明是下午，可楼道里却十分昏暗，我死死地盯着紧闭的屋门，脑子里一团乱麻。

十八岁的我坚信自己是不会做出背叛周颐的事的，可没想到仅仅只是过了九年，我竟然就成了个出轨的渣男。

我不愿相信，也无法接受——我总觉得这事有古怪，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和周颐是认识了十多年的发小，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家和周颐家住在同一栋家属楼的同一个楼层，当对门当了十多年。除此之外，我们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相同的学校和班级。

更有缘的是，我和周颐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她没爸，我没妈。

我妈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而周颐她爸则是在周颐没出生多久便跟周阿姨离婚了，从此再也没出现过。为了不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我和周颐从小就对外共用一对父母——人家问我妈叫什么，我会说周阿姨的名字；人家打听周颐的爸爸，她会挪用我爸的人设。

相依为命这四个字太过沉重，要是让我形容，我们更像是两只落水的小鸭子，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虽然2027年的我和周颐出现在重庆，但我们并不是重庆人。我们的老家离重庆大概三个小时的高铁路程，那里没什么特产，也不怎么出名，于是我和周颐总是戏称那座小城为“十八线”。

从我上小学的那天起，一直到我穿越的那天，我便一直住在“十八线”市殡仪馆的家属楼。周颐也一样，只不过她搬到对门的日子比我们家晚了一个月。

说起来也有些荒唐，家属楼跟市殡仪馆在一个院子里。这家属楼建得很早，一共有四栋，每栋六层，最开始是分配给殡仪馆的员工住的，后来里面的人搬走了，有些房子便开始对外出租。

因为跟殡仪馆离了也就二十来米，大家都觉得有些晦气，所以租金自然是不高的。

2006年，我们家刚搬到那里的时候，两室一厅一卫的户型才600块一个月，每个月的租金比同等条件的房子便宜了差不多两百块。那时候我爸没钱，周颐家也没钱，人穷到一定的份上，就不怕鬼了。

于是，我们两家就陆陆续续地搬了进来，活像捡了个大便宜。

刚来那几年，每天早上八点我都会在阵阵哀乐中苏醒，然后去敲周颐家的门，兴冲冲地约她去楼下捡小花——也就是追悼会用的纸花。

哪怕住在这样的地方，我依旧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我和周颐曾在院子里捡过不少送行仪式用的白花和天地银行的冥币，也曾偷偷溜到殡仪馆后面，从窗子里偷看那些存放遗体的冰柜。那时我和周颐年龄小，我们只觉新鲜有趣，可对于我爸这个大人来说，他却觉得住在这里实在是有些晦气。

在小学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爸做生意发达了，我一夜之间变成了暴发户的儿子。那时我爸说什么都要搬走，他看上了城东的一个高端新小区，说要搬去那里，带我住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