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光从木格窗的缝里漏进来，在土墙上照出一块黄。

林秋实睁开眼，头顶是多年没见过的苇席顶棚，梁上吊着两只竹篮，一只装着晒干的辣椒，一只空着。空气里有猪圈和灶灰的味道，混着隔夜的饭菜香，是她梦里都想不起来、又熟得扎心的味道。

她躺在那，手指慢慢抠进褥子里。褥子是旧的，棉花板结，边角磨得发亮——她认得，这是她十八岁那年冬天，娘用旧棉袄改的。

她慢慢坐起来，光着脚踩到地上，凉意顺着脚心蹿上来。

窗外院坝里，公鸡正打鸣，一声一声拖得老长。

林秋实闭上眼，又睁开。

她死过一次。

四十岁那年，她在县医院的重症病房咽的气。床头柜上摆着弟弟要买房借钱的单子，娘在走廊里哭了一夜——哭的不是她，是往后没人再往家里拿钱了。她这辈子活得像一根被抽干了的甘蔗，临了连渣都没人收。

咽气前，远房表姨来看她，说漏了嘴。

“你当年那个大学名额……是钱有福给他家闺女弄走的。你爹知道，娘也知道……”

表姨说到一半住了嘴，可她听懂了。

她这一辈子，是从那个名额被拿走那天开始，一点一点烂掉的。

她记得自己后来嫁给了镇上一个开拖拉机的。娘说，人家能挣钱，你跟着吃不了亏。她生了两个孩子，天天围着灶台转，累弯了腰，把钱一分一分往家里寄。弟弟结婚、弟弟买房、弟弟生孩子，都是她的钱。她从来没为自己花过一分，除了咽气前，她央求护士给她买了一斤橘子——那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为自己花的冤枉钱。

而现在，她躺在十八岁的床上。窗外是1981年4月，云水县郊，她家那间土坯房。高考成绩前天刚出来，她考了全县文科前三，够上省城的重点大学。

三天后，钱丽的录取通知书就会送进村，全村都会夸钱有福家的姑娘争气。

没人知道，那本该是她的名字。

林秋实蹲到墙角的木箱前，把最底下那件旧棉袄翻出来，从夹层里掏出一个油纸包。

里面是一张成绩单，和三十七块钱。

成绩单她看了很多年——前世她一直留着，直到咽气那天。三十七块是她从牙缝里省下的：帮人纳鞋底，收鸡蛋去镇上卖，过年给大户人家糊纸灯。一分一厘攒的，前世她用这笔钱给弟弟交了学费，换来一句“还算有良心”。

这一世，她不会再傻一次了。

“秋实？起了没？”院子里传来娘的声音，泼辣，带着算计，“起了去把你爹叫回来，钱支书在村口等他呢。”

林秋实的手在油纸包上顿了顿。

钱支书。钱有福。

她深吸一口气，把油纸包重新塞进棉袄夹层，系好，站起来。

“来了，娘。”

她推门走出去，阳光刺眼。院里的母鸡咕咕叫着，娘王桂兰正蹲在井台边淘米，头也不抬：“你爹一大早就被钱支书叫去了，说是有好事。你说这钱支书也怪，咋想起找咱们家……”

她没说完，因为林秋实已经站到了她面前。

十八岁的林秋实，头发乌黑，脸盘干净，眼睛很亮。王桂兰被女儿看得一愣——总觉得今天的秋实哪里不对。说不上来，就是那眼神，太沉了，沉得不像一个十八岁姑娘该有的。

“娘，”林秋实说，“钱支书找我爹，大概是为了钱丽上大学的事。”

王桂兰手一顿：“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林秋实说，“娘，你说钱丽考了多少分，能上省城的大学？”

王桂兰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随即摆摆手：“人家钱支书有本事，闺女自然争气。你一个姑娘家，管这些做什么，赶紧去把你爹叫回来。”

林秋实没动。

她站在那，看着自己的娘。王桂兰四十出头，常年劳作，手粗，脸黄，眉眼里全是精明算计。前世她恨过这个娘，恨她偏心，恨她把女儿当物件。可临死前那几年，她渐渐看出点别的——娘也是女儿，娘年轻时也是被家里拿捏着嫁过来的，娘把自己受过的委屈，原样泼在了女儿身上。

但她现在不想深想这些。

“娘，”她说，“如果钱丽的分数不够呢？”

王桂兰的脸彻底沉下来：“秋实，你听娘一句，别去争那个没用的。你一个姑娘家，读那么多书做什么？考上了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嫁人。你弟弟还小，家里就指望你……”

“指望我什么？”林秋实轻轻问。

王桂兰噎住了。

指望她什么？指望她早嫁人换彩礼，指望她帮衬弟弟，指望她一辈子把这个家背在身上。这些话说出来太难听，可母女俩都心知肚明。

林秋实没等娘回答，转身走了。

她要去村口。

1981年春天的云水县郊，土路两边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风一吹就翻浪。前世她记得，这片油菜花她看了很多年，每年春天都一样，可她记不清自己最后一次认真看它，是什么时候了。

她走得很快。村口的老槐树下，钱有福正站在那，满脸堆笑，对面是她爹林大川——老实巴交的建材厂工人，佝偻着背，搓着手，脸涨得通红。

“大川啊，”钱有福的声音远远飘过来，“你家秋实那孩子，可惜了。不过你放心，这事儿成了，我保你进厂里坐办公室……”

林秋实站在几步外，脚步停住。

她看见她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没说出来。她看见钱有福拍了拍她爹的肩，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和前世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