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黄连素与大蒜素两种关键抗感染药物,再结合莒长雍多剂极为有效便捷的汤药投入,澧京及其周边县镇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随着新增病患数量日渐减少,疫病已显出消退之势,照此下去,不日便可平息。
太子此番总揽防疫之责,调度有方,克奏肤功。一时间不仅闾阎百姓交口称誉,连晋帝亦数次下诏褒奖,朝野上下咸知储君之能。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储君防疫大捷,于社稷固是宏福,于一众权臣而言,却如芒刺在背、如履薄冰。诸恶之中,尤以夔国公熊晏卓惊怒交加,最难隐忍。
这熊晏卓,出身江淮盐商贾之家,少年时便跟了父兄往来于江淮诸埠,是盐运行当数一数二的存在。及至乱世,他不甘只守着家业,且因生得虎背熊腰,孔武有力,行走间如岳临渊,威压逼人,因此在战时便投身了军旅。建国之初又倾尽家资资助军需,随晋帝南征北战,既出钱粮,又亲临战阵,凭战功与资财之功一路累进,最终受封夔国公,加勋上柱国,位列当朝勋贵之首。
然而,天下初定,并未意味着熊晏卓的势力就此止步。
恰恰相反,他早年经营江淮盐业所积下的人脉与门路,此时终于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凭借对钱粮、漕运与盐利的熟稔,他逐步将触角伸入天下财赋转运之中。其后,胞妹入宫,旋即获封妃位;后来云霞皇后薨,熊晏卓内外使力,令其妹最终得以入主中宫。
至此,熊氏一族已非昔日商贾之家。
既有开国功勋撑腰,又有皇亲国戚为其添势,而熊晏卓本人更因熟悉天下钱粮、漕运与盐利,得以入掌户部,兼领度支事务,朝廷每年征收的钱帛粮谷,究竟如何调拨、转运至何处,皆绕不开他手中这一关。
炎晋建国初年,全国的盐几乎八成都靠江淮。两淮盐场一年产盐过亿万斛,从扬州码头装船,从汴河达中原,顺着大运河转至渭水,最后运到洛州、澧京。一路上都设有盐运司和运官,专门负责收课、验货、开盐引。所有文书最终要报到户部,而户部尚书侍郎握着大印,批个字就能决定一条盐路的去向。
国公熊晏卓正是靠着这一层身份,把持住了盐政的命脉。
数十年后,他提拔的官员遍布江淮到京师的沿线。从扬州的运司,到泗州、寿春的小吏,多半是熊氏人马。上下勾连,彼此照应,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之网。
其中的门道,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一船实载五十斛盐,报上去只写三十斛,余量尽被截留。渐渐地,这一路的漕运也尽入熊氏掌控,商人交上来的粮食或布帛,本该入库,却常被“先扣三成”,作为层层关节的“例钱”。
表面账册齐整,封签完好。
可该入国库的盐税,却像漏了的沙,无声无息少了大半。年深日久,那亏空便化作豪强的宅邸、官吏的珍宝。江淮盐路,千里漕运,早被一张无形巨网笼罩——从撑船的苦力到掌印的盐官,无人敢不看夔国公的脸色。
御史台不是没有明白人。偶有孤臣,以死上疏,直言“天下盐利,半入权门”。然熊氏功勋卓著,外戚根基深厚,那些奏章多如石沉深潭,连个回声也无。
盐税之贪,便如大江奔流,昼夜不息,却无人能筑堤拦阻。
其实,炎晋帝并非对熊晏卓的贪墨一无所知。
恰恰相反,他看得很透,心里明镜似的。
可当初,炎晋国建国不久,北有靖国、玉城等邦环伺,还常有突厥犯边滋扰,对其北疆虎视眈眈;南方又有锦川不靖,流民暴乱此起彼伏;东据两河魏军,战事接连不断,粮草、军饷如流水。这一切的开支皆倚仗国帑岁供,处处缺钱。
熊晏卓恰好是那个最懂得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弄到钱的人。
至于这钱究竟从何处来,又有多少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炎晋帝不是不清楚,只是不愿深究。哪怕十份之利被贪去五份,只要能填满国耗,他也只能认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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