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怨小区：贞子降临振狮开发区

第一章墙里的声音

一九八六年，农历丙寅年，虎年。

老人们说，虎年主凶，容易犯太岁。但振狮开发区的工地上没人信这个，推土机日夜轰鸣，搅拌机转个不停，工人们喊着号子，把一根根水泥桩打进脚下的土地里。这片曾经的乱石岗子，三个月前还是荒草和坟包，现在却要变成全市最大的居民小区。市里的领导说了，振狮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让老百姓住上新房子的民心工程，必须在国庆节前交房。

工程进展得很快，快得有些不像话。

打地基的时候，推土机手老赵就觉出了不对劲。他的推土机一推到工地西北角，履带下面就传来“咯噔咯噔”的异响，像是碾碎了什么东西。他跳下车查看，泥土里翻出来的不是石块，而是碎砖烂瓦，还有几块已经朽烂得不成样子的木板。木板上的钉子锈得只剩个痕迹，轻轻一碰就碎了。老赵蹲在地上扒拉了两下，翻出一块发黑的骨头，比筷子粗不了多少，他骂了一声“晦气”，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土堆里。

“老赵，底下啥玩意儿？”开翻斗车的小刘叼着烟凑过来。

“没啥，估计是旧坟。早年间这块地是乱葬岗，你又不是不知道。”老赵拍了拍手上的泥，重新爬上驾驶室，“推平了事。”

小刘吐了口烟，眯着眼睛看了看那片翻出来的黑土，没再多问。工地上每天都有新鲜事，谁也没空管地底下埋着啥。

可后来几天，怪事就多了。

先是打桩机。打到14号楼位置的时候，桩机像撞上了什么硬东西，死活打不下去。工头让人换了台大功率的冲击钻，轰隆隆钻了半天，钻头提上来一看，上面缠着一缕头发，又黑又长，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工头骂骂咧咧地把头发扯下来扔了，让继续钻。结果刚钻了两下，钻机就冒了黑烟，彻底烧了电机。

换了新机器再钻，这次倒是顺利下去了，可打上来的桩孔里，往外渗水。那水冰凉冰凉的，夏天三十多度的高温，手伸进去待不了三秒就冻得发疼。水还带着一股子腥味，像是什么东西烂在里面了。

包工头老周心里发毛，偷偷去买了香烛纸钱，半夜在工地西北角烧了烧，嘴里念叨着“各路神仙莫怪，我们也是讨口饭吃，您该去哪儿去哪儿”。结果第二天早上，工人发现纸钱灰烬旁边的泥地上，清清楚楚印着一排小脚印，巴掌大小，光着脚丫子踩出来的，从灰堆旁边一直延伸到14号楼的地基坑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周脸色发白，当天就去找了开发商。开发商是个南方来的老板，姓陈，听完之后拍着桌子笑他迷信：“什么鬼不鬼的，这是科学时代！赶紧干活，国庆节前交不了房，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老周没办法，硬着头皮继续干。后面的工程倒是顺利了，再没出过什么幺蛾子。只是14号楼的地基坑，比其他楼多打了一倍的桩，混凝土灌得也比别处厚。老周说，这叫“压得住”。

九月底，14号楼率先竣工。

交房那天，鞭炮放得震天响，红色的纸屑铺了一地。第一批住户拿着崭新的钥匙，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他们大多是开发区工厂的职工，有的刚结婚，有的拖家带口，能分到新房子是天大的喜事。人们笑着、闹着，把家具往楼上搬，孩子们在楼道里跑来跑去，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充满希望的样子。

谁也没有注意到，14号楼单元门口的墙上，有一块水渍，形状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小的人影，正对着进进出出的人们。

搬进404的老李，是第一批住户里最晚搬来的。

他本名叫李建国，三十出头，在开发区的机械厂当技术员。人是老实的，就是运气一直不太好。分房子按工龄排队，他排得靠后，好的楼层全被人挑走了，轮到他，就剩下一楼和顶楼。他想着顶楼采光好，就选了404。同事还跟他开玩笑，说“404，死零死，你这门牌号不太吉利啊”。老李当时没当回事，摆摆手说“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拎着行李就住了进去。

搬进去头几天，一切正常。老李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买了新窗帘，新床单，还在阳台上养了两盆月季。电视机是早就买好的，金星牌，十四寸，彩色，花了他小半年的工资。搬进来那天，他特意把电视机摆在卧室正对着床的位置，想着下班回来能躺着看会儿电视，舒坦。

第一个星期，确实舒坦。

第二个星期的某天晚上，老李第一次被吵醒了。是电视机的声音。“滋啦——滋啦——”那种雪花屏特有的白噪音，在半夜里格外刺耳。老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卧室里蓝幽幽的，电视机屏幕亮着，满屏的雪花点，把整个屋子照得忽明忽暗。

“妈的……”老李骂了一句，以为是遥控器压着了。他摸黑找到遥控器，按了电源键，电视机“啪”地关了。他把遥控器放到床头柜上，翻了个身继续睡。

第二天晚上，又是凌晨，电视机又开了。

老李把遥控器的电池抠了，没用。他把电视机的电源插头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插头好好地插在插座上，电视机屏幕还亮着，雪花点沙沙地响，像是一场永远下不完的雪。

他找来工厂的电工看了看，电工拿着万用表测了半天，挠着头说：“建国啊，你这线路没问题，电视机也没问题，我干了二十年电工，没见过拔了电还能自己亮的电视。”

老李心里发毛了。

他开始跟邻居打听，这一打听才知道，整栋14号楼，夜里都不太对劲。一楼的王婶说，她家半夜总有人敲门，打开门却一个人也没有，楼道里空荡荡的，只有一股冷风“呼”地灌进来。二楼的张家说，他们家的小孩连着好几天做噩梦，哭醒了就说“墙上有人，墙上有人”。三楼的刘大爷耳朵背，听不太清，但他说他养的那只画眉鸟，搬进来之后就再也没叫过，整天缩在笼子角落里，羽毛都蓬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

老李听完，心里更慌了。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想让同事看笑话，嘴上还硬撑着：“没事没事，老房子嘛，管道热胀冷缩，有点声音正常。”

嘴上这么说，晚上睡觉前，他把电视机推进了客厅，卧室门关得严严的。

然而，凌晨三点十七分，那熟悉的“啪”的一声，还是从客厅里传了过来。

然后是“滋啦——滋啦——”的雪花声，隔着门板，清清楚楚。

老李把被子蒙在头上，浑身发冷。他没有再起床去关电视。

从那以后，他习惯了。习惯每天凌晨三点十七分被那个声音吵醒，习惯在蓝幽幽的雪花光里睁着眼睛躺到天亮。他的黑眼圈越来越重，人也越来越瘦，厂里的同事问他咋了，他只说“失眠”。

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开始自言自语，有时候盯着墙壁发呆，一盯就是半个小时。隔壁的王婶有一次来借酱油，看见老李正对着卧室那面墙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在跟什么人商量事情。王婶叫了他两声，他才猛地回过神来，一脸茫然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王婶吓得酱油都没借，转身就跑了。

九月末的一天傍晚，老李下班回来，在楼道里碰见了三楼的刘大爷。刘大爷正蹲在单元门口抽旱烟，看见老李，把他叫住了。

“建国，你过来。”

老李走过去，刘大爷递给他一支烟。两个人蹲在台阶上，谁也没先开口。

最后还是刘大爷打破了沉默：“你那电视机……还闹呢？”

老李点点头，没说话。

刘大爷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锅子里的火光一明一暗的。他压低声音说：“我跟你讲个事，你别往外传。”

老李侧过头。

“打地基的时候，我在工地上干过几天零工。”刘大爷的声音有些抖，“14号楼那位置，底下挖出来过东西。”

“什么东西？”

刘大爷沉默了一会儿，把烟锅子在台阶上磕了磕，磕出一小撮烧尽的烟灰。

“一口井。”他说，“一口老井，石头砌的，井口用一块大石板盖着。工头让人把石板掀了，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井里黑洞洞的，往下看不到底，就闻到一股子腥味。当时有个工人往下扔了块石头，你猜怎么着？”

老李没说话，但手指头有些发凉。

“扔下去连个响都没听着。”刘大爷的声音更低了，“那井深得没底。后来工头说填了填了，就往里灌水泥，灌了十几车，硬是没灌满。再后来上面催得紧，就用土把井口埋了，接着往上盖楼。”

刘大爷转过头来看着老李，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建国，你那屋，就是正对着那口井的位置。”

老李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想起每天凌晨三点十七分准时亮起的电视机，想起那些沙沙作响的雪花点，想起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他想起有一次半夜醒来，感觉卧室里不止他一个人，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强烈得让他头皮发麻。

“那……那怎么办？”老李的声音有些哑。

刘大爷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搬吧。能搬就搬。”

老李没有搬。

他是想搬的，但房子刚分下来，手续还没办完，况且他能搬去哪儿？单位的宿舍早就退了，老婆又怀着孕在老家，他总不能腆着脸回去说“单位分的房子闹鬼”。再说，他是个党员，无神论者，传出去像什么话？

他决定忍。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那是十月的一个傍晚。

天还没完全黑，夕阳像是凝固的血块，沉沉地挂在天边，把整片天空染成一种不自然的暗红色。小区里正是下班的时候，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家走，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地响着，孩子们在楼下追跑打闹，空气中飘着各家厨房里传出来的饭菜香。

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广播响了。

振狮开发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装了广播喇叭，平时用来通知事情，什么“交电费了”“停水了”“明天打疫苗了”，都是居委会王大妈的声音。喇叭是那种老式的铁皮喇叭，挂在墙上，声音传得特别远。

那天傍晚，喇叭先是发出一阵尖锐的电流噪音。

“滋啦——滋啦——”

所有人都习惯了，以为是王大妈又要通知什么。有人放慢了脚步，有人抬头看了一眼喇叭。孩子们也停下来，仰着脸等着听。

但接下来传出来的，却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那声音又细又嫩，带着一种空旷的回音，像是从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音调平平的，没有起伏，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听得人心里发毛。

“妈妈……”

“妈妈……你在哪儿呀……”

小区里正在走路的人停下了脚步。

“我找到了……”

“我找到爸爸了……”

“爸爸……他就在墙里……”

那声音清清楚楚地灌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像是贴着耳膜在说。单元门口、楼道里、窗户后面，凡是听到的人，都僵住了。

“好黑啊……妈妈……”

“我好冷……”

“来陪我吧……”

广播里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变成一种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是小女孩在哭，又像是在哼一首不成调的儿歌。

整个小区安静了足足有十秒钟。

然后，王大妈从居委会办公室里冲了出来，手里还攥着半截毛线。她刚才正在给孙子织毛衣，根本没碰过广播。她跑到单元门口的喇叭底下，抬头看着那个铁皮喇叭，脸色煞白。

“谁？！谁家的孩子？！”她冲着喇叭喊，“别吓唬人啊！谁家的孩子！”

喇叭里只剩下“滋啦滋啦”的电流声。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快……快看十四号楼！四楼！404！”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齐刷刷地转向十四号楼。

四楼，西边那户。404。

暮色中，那扇窗户黑洞洞的，没有开灯，像一只空荡荡的眼眶。窗玻璃反射着天边最后一缕暗红色的光，看上去阴沉沉的。

然后，那扇窗户上，伸出了手指。

一只。两只。三只。

苍白的手指，从窗户玻璃后面伸出来，指甲又黑又长，像是泡了很久很久的水。那些手指紧紧地扒着窗框和玻璃，指节弯曲着，像是要抓住什么。手指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整扇窗户，一层叠着一层，扒着、抓着、挠着。

“吱嘎——吱嘎——”

那种声音，隔着几十米传过来，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刮铁皮，一下一下的，刮得人牙根发酸，头皮发炸。

“鬼啊——！”

不知道是谁先喊出来的。人群瞬间炸了。

人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散奔逃，有人的菜篮子掉了，西红柿滚了一地；有人的自行车倒了，压在别人身上；有人尖叫着跑回家，“砰”地关上门，再也不敢出来。孩子们被大人死死搂在怀里，哭喊声响成一片。整个小区乱成了一锅粥。

王大妈瘫坐在喇叭底下的地上，手里的毛线团滚出去老远。

而广播喇叭里，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回更加清晰，像是在每个人耳边说的：

“妈妈……我好冷……”

“来陪我玩吧……”

十四号楼四楼，404室的窗户后面，那密密麻麻的手指还在不停地抓着、挠着。在那些手指的缝隙间，似乎有一张脸，一张惨白的、被黑色长发半遮着的脸，正贴在玻璃上，从四楼往下看着。

那张脸的嘴角，似乎微微向上翘着。

像是在笑。

人群散尽之后，小区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路灯还没有亮，只有十四号楼四楼的窗户里，透出一种蓝幽幽的光。

那是电视机的光。

雪花点的那种光。

沙沙地响着。

凌晨三点十七分。

公安局的人第二天早上就来了。

两辆绿色的吉普车停在小区门口，下来五六个穿制服的民警。带队的姓孙，四十来岁，国字脸，一脸严肃。他们是接到居委会的紧急报告来的，报告里写着“振狮开发区14号楼404室发生不明原因恐慌事件”，措辞很克制，但打电话的王大妈声音抖得话都说不利索。

孙队长先找了几个目击者问话。王大妈坐在居委会办公室里，捧着搪瓷缸子，手还在抖。她把傍晚的事情说了一遍，说到小女孩的声音时，声音又抖了起来。

“那声音……那声音不像是人发出来的……”王大妈说，“我们家小孙子今年五岁，说话奶声奶气的，但那声音……比五岁的孩子还小，还细……像是……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孙队长皱了皱眉，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又去找其他住户问。住在14号楼二楼的张师傅说，他听见广播里小女孩说“爸爸在墙里”，当时就觉得头皮发麻，因为他家那面靠楼道的主墙，从上个月开始就往外渗水，擦干了又渗，墙皮都泡烂了。

“我们家孩子天天哭，说墙上有人跟他说话。”张师傅的妻子在旁边补充，眼圈红红的，“我们以为是孩子做噩梦，现在想想……”

孙队长问了一圈，心里有了一些猜测。他干公安十几年，见过不少案子，有的是真案子，有的是人吓人。这种闹鬼的传闻，他在乡下见过好几次，最后查来查去，多半是有人装神弄鬼，或者集体癔症。

但404室的那台电视机，他得亲眼看看。

“走，上四楼看看。”孙队长招呼两个手下，还有居委会的王大妈带路。

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日光。孙队长走在最前面，脚步踩在水泥楼梯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一楼、二楼、三楼，都还好。到了四楼，刚拐上楼梯口，孙队长就闻到了一股味道。

一股潮湿的、带着铁锈味的、阴冷的气息，像是走进了一个地下室。

“你们闻到了吗？”他问身后的人。

两个民警点点头。王大妈脸色发白，拽紧了衣角。

404室的防盗门关着，是老式的那种铁皮门，外面刷了一层绿漆，漆皮已经有些起泡了。孙队长敲了敲门。

“有人吗？公安局的。”

没有回应。

他又敲了两下，还是没动静。他伸手拉了拉门把手，门没锁，“吱呀”一声，缓缓地开了。

一股更浓的寒气从门缝里涌出来。

孙队长推开门，站在门口往里看。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从门缝透进去的光。他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一居室，客厅不大，靠墙摆着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桌上有个搪瓷碗，里面还有半碗泡面，汤已经凝住了，上面浮着一层白色的油花。墙角有个简易的衣柜，门关着。地面是水泥地，没铺瓷砖，有些潮，踩上去黏糊糊的。

客厅正中间，摆着那台金星牌彩电。

电视机开着。

屏幕上一片雪花，“滋啦滋啦”地响着，蓝白色的光把整个屋子照得忽明忽暗。

“建国？李建国？”孙队长喊了两声，没人应。他示意两个民警在门口等着，自己走了进去。他走到电视机跟前，伸手在屏幕上摸了一下，又缩了回来。屏幕是热的，说明开了很久了。

他绕到电视机后面看了看，电源线插在插座上，没什么异样。他又看了看插座，是普通的两孔插座，没有改装的痕迹。

“小刘，把电闸拉了。”孙队长说。

门口的一个民警跑到楼道里，找到电表箱，把404室的闸刀拉了下来。屋子里“啪”地一声，灯灭了。

但电视机还亮着。

屏幕上的雪花还在翻涌，“滋啦滋啦”的声音还在继续。

孙队长的后背有些发凉。他做了十几年公安，不信鬼不信神，但眼前这个东西，他解释不了。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忽然发现雪花点里有什么东西。

那东西是一帧一帧的，间隔很长时间才闪一下，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孙队长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看清楚了。

屏幕里有人。

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背对着镜头，站在一片浓雾中。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披在肩膀上，裙子的下摆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走出来。她的肩膀在抖，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孙队长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的桌子，桌上的搪瓷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泡面汤洒了一地。

屏幕里的小女孩，缓缓地，开始转头。

她的动作很慢，每一帧都像是卡住了。脖子先转，然后是肩膀，最后是脸——

孙队长看到了半张脸。惨白的皮肤，黑色的头发遮住了一半，露出来的那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头。

盯着孙队长。

屏幕忽然“轰”地一声，变成了一片血红。

然后，雪花点再次出现，“滋啦滋啦”地响着。

电视机开始往外渗水。

不是从屏幕边缘，而是从屏幕正中间。水珠一颗一颗地从玻璃表面渗出来，像是有人在水幕的另一面往上泼水。那些水珠汇成细流，顺着屏幕往下淌，淌到电视机下面的柜子上，又滴到地上。

孙队长伸手接了一滴。

冰冷刺骨。

他缩回手，发现手指上沾着一种滑腻腻的东西，黏黏的，拉成丝。暗红色的，像血，又不是血，更像是……某种组织液。

一股浓重的腥味弥漫开来。

“撤！快撤！”孙队长喊了一声，三步并作两步冲出404室，把门“砰”地拉上了。

三个人在楼道里大口喘着气。王大妈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蹲在墙角，脸色灰白。

孙队长擦了擦额头的汗，转头对两个手下说：“这个案子，我回去跟局里汇报。你们俩记住了，这件事先不要往外说。”

他回头看了一眼404室紧闭的铁门。

门缝底下，有水渗出来。

暗红色的水，沿着楼道的水泥地，慢慢地往外淌。

孙队长他们在小区里待了一整天，把404室的情况前后查了个遍。他们找了开锁公司，把404室的门换了锁。他们找了电信局的人，把整栋楼的广播线路查了一遍。他们甚至找了供电局的人，把14号楼的电路图调了出来。

所有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广播线路正常，没有接外线，也没有录音设备。供电线路正常，404室没有偷电，也没有备用电源。也就是说，那台电视机，在电闸拉下之后还能亮，在电源拔掉之后还能亮，这在物理上无法解释。

“可能是某种电磁现象。”供电局的技术员在电话里对孙队长说，“以前也出过这种事，某些地区的磁场异常，会导致电子设备出现异常反应。不过你们说的那个电视机往外渗水……这个我真解释不了。”

孙队长把404室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交了上去。报告里他写了“疑似异常电磁现象”，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了。但他心里清楚，那份报告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临走之前，他又去了一趟14号楼。

这次是白天，太阳很好，明晃晃地照着小区。楼下有老太太在晒太阳，有小孩在玩泥巴，一切看上去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昨晚的恐怖像是一场噩梦，醒了就散了。

孙队长走到14号楼单元门口，抬头看了一眼四楼。

404室的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但窗户玻璃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他盯着看了几秒钟。

窗户里面，一只苍白的小手，正贴着玻璃，慢慢地挥了挥。

像是在跟他告别。

孙队长猛地转过身，快步走向吉普车。他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老李没有回404。

他从工厂下班之后，直接去了单位的宿舍，跟同事挤了一晚。他没说为什么，同事也没问，只当他是跟老婆闹别扭了。但老李一夜没睡，坐在宿舍的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他的脑子里全是那个声音，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爸爸……他就在墙里……”

老李的儿子，还有三个月就要出生了。

第二天早上，他去找了开发区的房管科，说要退房。房管科的人很惊讶，说房子刚分下来就要退，你这人怎么回事？老李编了个理由，说老家母亲病重，要回去照顾，房子用不上了。房管科的人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同意了，说退房可以，但要等一段时间办手续。

老李松了口气。

他收拾了宿舍里几件换洗衣服，准备回老家待一阵子。临走之前，他想回404拿点东西，主要是存折和一些证件。

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回到了14号楼。

楼道里空荡荡的，声控灯还是坏的。他上了四楼，掏出钥匙，打开了404的防盗门。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他打开灯，日光灯管“嗡嗡”地闪了两下，亮了，发出惨白的光。

一切都是他走时的样子。电视机关着，屏幕黑乎乎的，什么也没有。桌上的泡面碗还在，地面上的水渍已经干了，留下一圈暗褐色的痕迹。空气里还有那股潮湿的、带着铁锈味的寒气。

老李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

卧室的窗帘拉着，很暗。他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抽屉，翻出存折和身份证。他又拉开衣柜，拿了两件冬天的衣服，胡乱塞进一个蛇皮袋里。

就在他拉上拉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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