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入第二周，宋卿池开始做实地调研。

三个试点社区分布在江城的不同区域。一个是新建的高档小区，一个是城中村改造区，一个是老旧小区。陆氏集团的要求是：在每个社区采集一百份有效问卷，涵盖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社区满意度、对智慧社区功能的接受度。

宋卿池负责设计问卷和访谈框架。她花了三天时间，反复修改问卷的措辞和结构，确保每一个问题都是中性的、不引导的、可量化的。她把终稿发给项目组，陆沉璧的助理回复了一个字：“准。”

实地调研的第一天，她去了城中村改造区。

社区在城西，离市中心大概四十分钟地铁。出了地铁站，她走了十五分钟，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才到达社区入口。

社区不大，五栋楼，每栋十二层。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很小，阳光被遮挡了大半，地面常年潮湿。她在社区里走了一圈，观察环境：垃圾堆放点无人清理，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三分之一，健身器材锈迹斑斑，儿童游乐区的滑梯缺了一个扶手。

她找到社区居委会，说明了来意。居委会主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刘，热情但疲惫。她给宋卿池安排了一间空办公室做访谈室，又帮忙通知了几位居民。

第一个受访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附近工地做瓦工。他穿着沾满水泥点子的工作服，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

宋卿池按照问卷问了十个问题。前九个是标准化的，关于睡眠、情绪、社交、压力。第十个是开放性的：“您对社区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男人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晚上太吵。楼上的租客半夜回来，脚步声很大。跟物业说了三次，没人管。”

她记下这句话，在备注栏里写了两个字：“噪音。”

第二个受访者是一个年轻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她说社区的幼儿园名额不够，孩子进不去，她每天要花两个小时送孩子去远处的私立幼儿园，再赶回来上班。

第三个是一个独居老人，七十三岁，腿有风湿。他说社区里没有电梯，他住在七楼，每天上下楼要歇四次。“怕摔倒，摔倒了没人知道。”

一上午，她访谈了十二个人。十二个人的反馈高度一致：社区管理差，基础设施老化，安全隐患多，物业不作为。

她把原始记录整理好，存进电脑，准备下午继续。

问题出现在第三天。

第三天上午，她收到了项目组发来的数据汇总表。表中列出了三个社区的初步统计结果：高档小区的满意度87%，城中村改造区78%，老旧小区72%。心理健康状况的评分也呈现出类似的梯度：高档小区最好，城中村次之，老旧小区最差。

她盯着那组数字看了很久。

78%。城中村改造区的满意度78%。

她回忆了自己访谈的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对社区表示满意。最宽容的评价是“还能住”，最严厉的表述是“垃圾场都比这干净”。十二个人的反馈加在一起，不可能得出78%的满意度。

她打开原始记录，逐条核对。噪音、垃圾、电梯、幼儿园、安全隐患——每一个问题都是负面的，没有一个人提到社区有任何值得满意的方面。

数据被美化了。

她继续往下看。心理健康评分也有问题。她的问卷设计了十个指标，每个指标1-5分。按照她采集的数据，城中村改造区的平均分应该在2.3左右。但汇总表上写的是3.1。

差距很大。大到不可能用“统计误差”来解释。

她合上电脑，靠在椅背上。

谁在美化数据？

项目组有六个人，但只有两个人能接触到原始数据：她，负责采集；还有一个陆氏集团的数据分析师，负责汇总和统计。

问题出在汇总环节。

她打开电脑，把项目组发给她的汇总表和她自己保存的原始记录对比，做了一个差异分析。城中村改造区，三十份问卷，其中十二份是她亲手采集的。这十二份的满意度评分在汇总表里被统一上调了一个等级。

不是全部三十份都被改了。但足够的比例被改了，足以让总体数据从“差”变成“尚可”。

她把这个发现存进一个单独的文档，命名为“差异分析”，存在云盘里。

她没有立刻声张。

下午，她继续去高档小区做调研。高档小区的环境完全不同：绿化覆盖率高，物业管理到位，公共设施齐全。居民的态度也更积极，大部分人对社区表示满意。

她在高档小区访谈了十个人。八个人给出了正面评价，两个人提出了改进建议。数据和她预期的一致。

但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高档小区的问卷回收速度比她预想的快得多。她刚到居委会，已经有二十份填好的问卷在桌子上等着她。居委会主任说，是物业帮忙发放的，居民填好后统一交回来的。

她翻了那二十份问卷。字迹工整，答案整齐，几乎每一份的评分都在4-5分之间。满意度的分布过于集中，像是被人筛选过。

她拿起其中一份，仔细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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